梁启超《新史学》读后感心得体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史学

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压力作出的反应而出现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

“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国，逐渐步入弱者、贫者、劣者的行列，面临着“为天行大圈所淘汰”的威胁。于是，在中国，就渐渐萌生向被视为强者、富者、优者的西方学习的愿望，产生打破封闭循环传统，开始了变法维新。在史学领域，作为政治鼓动家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旧史学。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继而指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提出历史是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对国民的精神成长理应具有启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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