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人志士身上的君子人格

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把君子文化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是我们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从古代君子文化中发现那些在今天仍有意义、仍有价值、仍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内容，使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还需要对君子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延续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君子”，把这些并不遥远的“君子”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楷模和直接榜样。 

鸦片战争后的近现代中国，短短100多年间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上下求索、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在那个大时代中，君子文化也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内涵、新的意义、新的特点。“君子”的称谓，在今天也没有消失，仍然在百姓生活中经常使用；但君子人格的内涵，却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下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保留着古老的道德内容，而且吸纳了新的道德观念。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以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为价值取向，是近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精神境界和道德实践的升华，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有一批被人们称为“君子”的仁人志士。这种新的君子人格，正是通过他们的生命跃动和风骨气节，典型而生动地体现出来。这就使君子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意义和特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人们公认为“君子”者，首先当推“戊戌六君子”，即在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牺牲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并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机，探寻中国的出路，正如谭嗣同在《仁学》中所呼唤的：“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因此，在他们身上，既延续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舍生取义的君子人格，又体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种新的君子之德，标示了一种新的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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