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群众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忠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加强群众纪律建设,在各个时期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群众纪律。党史上群众纪律建设的历程与成就经验,对于映照现实、启示未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党的文献来看,虽然在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纪律”一章中,没有专门提到群众纪律,但就广义的纪律而言,当然也包含了群众纪律的相关要求。在革命实践中,“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党和军队开展群众纪律建设的突出表现。1927年10月23日,秋收起义部队为了上井冈山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于部队出发前,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在内的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城时,由于部队分散活动,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第一次宣布了包括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等内容的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纪律,据当时担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忆:“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因为有了严明的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赢得了井冈山地区老表的拥护支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开辟。1929年1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群众纪律建设不断加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增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了克服艰难局面,更加注重群众纪律建设。比如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1935年5月19日红军颁布了《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通过严明的纪律,让各族群众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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