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

一个多世纪前，心怀远大理想的青年毛泽东，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与西方文明持续而强烈的冲击，前瞻性地提出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不仅纠正了五四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而且还为他最终发现“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从《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来看，他对中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思考具有丰富内涵。 

首先，在为学之道上，提倡中西交融。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促使许多心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探索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眼中，西方的富强不只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先进，还在于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的开明。因而，那一时期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对于西方文明总体持推崇态度。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的传播推向高潮。 

1910年，毛泽东来到湘乡的东山学校求学，第一次接受了“新法教育”。在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时，深受感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列举的“新民”所具备的诸多特质大多来自西方，并认为我们国家的道德虽然发展很早，但仅“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不过，梁启超也同时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认为对西方世界不必一味倾心。他在《论道德之大原》中强调：“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意在呼吁传统道德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受当时一些新说的影响，毛泽东1912年来到了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在1915年《致湘生信》中，毛泽东向友人推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治学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待中西方学问的态度，即双方各有优长，应当平等相待：“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在深入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思想后，毛泽东更加赞叹中华文明的广博。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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