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非交往史

中国与非洲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尽管相距万里，受山水阻隔，但双方的交往却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和古代中国海外交通史上都占有独特地位。 

古代中非交往史总体分为汉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朝三个阶段。在汉唐时期，中非关系经历了从间接交往到直接交往的转变。古代中非关系究竟源于何时，一直无定论。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受汉武帝所派出使西域，他的所见所闻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武帝专门设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派使节“抵安息、奄蔡、黎轩……”这里的“黎轩”被许多学者考证为埃及的亚历山大（lexandria），为该城读法的谐音。结合成书于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和2世纪托勒密著的《地理志》中对中国的记载（Sina、Seres），可以断定当时隶属于罗马帝国的埃及是非洲大陆最早与中国产生交往的地区。 

到唐朝时，已有中非之间人员直接往来的明确记载，并开通了海上航路。唐代旅行家杜环在8世纪中叶曾到东非旅行。在唐朝宰相贾耽著述的《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从广州、南洋、斯里兰卡，直至西南的“三兰”的“广州通海夷道”。“三兰”是阿拉伯语Salaam的谐音，意为“和平、宁静之地”，根据航程判断，应在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一带，这段记述成为中国与东非直航的重要佐证。1954年在西安南郊唐代裴氏小娘子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黑人陶俑，证实了唐朝时已有非洲人定居中国。《旧唐书》《唐会要》等典籍也有在华黑人的记载。 

到宋元时期，中非关系在贸易和人员往来上都有了长足发展。这一阶段，记录非洲的中文文献更加丰富，包括《宋史》《岭外代答》《诸番志》《元史》《岛夷志略》等。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14世纪上半叶到麦加朝觐后，又渡过红海，来到非洲，先后游历了埃及、摩洛哥、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范围超过了杜环，留下的《岛夷志略》“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成为后人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他之后几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来到中国，先后到过泉州、广州、杭州、北京等地，所见所闻均收录于《伊本·白图泰游记》一书，成为古代中非关系史上的重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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