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亲善远恶的德行自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围绕着“成人之道”即理想人格的培育这一命题，系统勾勒出关于理想人格的内涵要求及获致方法的宏大思想图谱。在这个过程中，智、仁、勇是理想人格的“三达德”，有耻、知耻成为形成光辉德行的路径共识。 

耻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情感表达。“耻”，古形作“恥”，《说文解字》释义为“辱也。从心，耳声”。明代《六书总要》进一步诠释：“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可见，“耻”从词源学本意上可以解读为一种羞愧、屈辱的情感状态。“闻过自愧”则意味着，这种情感通常是在自身行为、思想发生偏差后，被动或主动反思、省察的一种内在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耻感是一种可以推动人们自觉亲善远恶的道德情感。 

早在殷商时期，古人就开始将耻感与过失相连。《尚书·说命下》记载：“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商朝初年辅佐成汤的伊尹自我反省，认为自己身为国相却不能辅助君王成就尧舜盛业，内心的羞惭如同“挞于市”的耻辱。这种知过而愧的状态就是早期的德行萌芽。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就有着强烈的耻感取向，并将其看作是士大夫获得理想人格的基础。《论语·子路》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孟子·尽心上》则进一步以“耻之于人大矣”道出了存养“羞恶之心”的必要性。从此，耻正式上升为一种德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耻”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伦理化，在融入国家命运中政治化，强调国耻与养民知耻成了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自觉与使命担当。 

“耻”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带有鲜明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耻感来自个体反思自我行为与社会规范要求的差距；二是耻感来自他人对自身过错的评价。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化存在的人来说，偶然情形下的“闻过自愧”并不等同于耻德。个体通过对伦理道德的学习，逐步构建起与历史条件相适应、与社会规范相协调的理性且稳定的价值评判标准，以此指导自身选择、校正言行偏差，如此才可称为由耻感到耻德的升华。换言之，耻德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情感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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