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已成为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核心载体。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为我国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方向。作为有着庞大人口体量的复杂整体性系统，超大城市始终处于风险交织的前沿地带。不论是快速变迁的社会结构，还是深刻调整的利益格局，都表明超大城市建设发展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同时，超大城市不论是在人口、产业和空间等要素的规模集聚，还是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带动都有着中小城市难以比拟的条件优势。因此，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推进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超大城市转型发展面临的一些风险与挑战

近年来，超大城市建设发展在推动人口规模调控、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场域重组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危机。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和现代性的冲突在地理、社会及数字等领域愈演愈烈，这使得超大城市转型发展长期处于风险社会的状态之下。相应地，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程中，必须厘清这些复杂的风险挑战。

一是超大城市地理空间转型诱发的客观性风险。城乡结构的关系变化和人地之间的利益调整，是形成这类风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任重而道远。比如，当前超大城市郊区新城的扩张蔓延，就容易压缩周边农村地区的生存空间，这可能带来城乡对立的风险。另一方面，人地矛盾冲突的日渐升级。人口持续导入和国土资源趋紧的内在张力，也进一步加剧了超大城市未来减量化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是超大城市社会空间转型导致的主观性风险。由于社会风险与人民群众的价值期望密切相关。因此，这类风险更多是基于人的心理感应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思维的潜在影响。当一些群体的居住分异和职住分离，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改观时，他们就会萌生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民众之间日常互动的意愿降低。快节奏社会发展带来的就业歧视和身份排斥，减少了不同群体接触机会，由此发展成冲突消解与社会融合的深层次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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